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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导读

日前，国家发展改革委公布关于创新和完善促进绿色发展价格机制的意见。意见指出，年底前，全国城市及建制镇全面建立生活垃圾处理收费制度。同时，探索建立农村垃圾处理收费制度。数据显示，年全国214个大中城市生活垃圾产生量达到近2亿吨，不少城市都出现“垃圾围城”的现象。

作为使用者，居民和企事业等单位享受由政府提供的垃圾收集、运输和最终无害化处理等服务，应为此支付费用。垃圾收费标准不是垃圾排放所造成的环境损失，而是垃圾收集、运输和无害化处理的运行费用。垃圾计量收费是大势所趋，但收取垃圾处理费真的能遏制住垃圾量增长的势头吗？

来源：腾讯今日话题、澎湃新闻

作者：魏巍、徐路易

中国每年产生多少垃圾？目前并没有一个权威的数字。

据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固体废物处理与环境安全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副主任刘建国在城市垃圾热点论坛上披露，“我国人口众多，是垃圾产生大国，根据住建部发布的城市垃圾统计数据，每年，我国城市垃圾产生量已经大于两亿吨；还有1500多个县城产生了接近0.7亿吨的垃圾；至于村镇垃圾方面，由于村镇数量太分散，暂无准确统计数据。总体来看，我国生活垃圾产生量在四亿吨以上。”

6月29日，国家发改委出台了《关于创新和完善促进绿色发展价格机制的意见》（下称《意见》）。《意见》在固体废物处理收费政策上提出了创新点：完善城镇生活垃圾分类和减量化激励收费机制。这也是国家层面首次明确提出垃圾计量收费模式。

国家发改委价格司副司长周伴学在7月2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近年来发改委已经制定了以城市垃圾处理、危险废物处理为重点的固体废物处理收费政策，各地积极推行，取得了较好的工作成效。在总结现有工作经验基础上，针对固体废物处理的新形势和新任务，《意见》进一步明确全国建立健全覆盖成本并合理盈利的固体废物处理收费机制，加快建立激励约束收费机制，促进垃圾分类和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处理，完善危险废物处置收费政策。

首次提出垃圾计量收费

针对城镇垃圾减量的激励收费，《意见》要求积极推进城镇生活垃圾处理收费方式改革，对非居民用户推行垃圾计量收费，并实行分类垃圾与混合垃圾差别化收费等政策，提高混合垃圾收费标准；对具备条件的居民用户，实行计量收费和差别化收费，具体来说，就是对分类投放垃圾的，可以适当实行低一些的收费标准，对不分类投放垃圾的，实行高一些的收费标准。

在此之前，中国各地区对居民征收生活垃圾处理费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通过物业管理机构直接向公众收取垃圾处理费，另一种是将垃圾处理费附征于水、电、燃气等公用事业收费，按照居民消耗的水、电或燃气数量作为计算依据征收生活垃圾处理费。

生活垃圾收集、运输和处理方面，《意见》要求应按照补偿成本并合理盈利的原则，制定和调整城镇生活垃圾处理收费标准，鼓励城镇推行市场化运营。对已经形成充分竞争的环节，实行双方协商定价；其他环节应引入竞争机制，通过招投标方式，择优选择有资质的企业承担垃圾收集、运输和处理工作，鼓励探索市场化运营方式，降低垃圾处理成本。年底前，全国城市及建制镇全面建立生活垃圾处理收费制度。鼓励各地制定促进垃圾协同处理的综合性配套政策，支持水泥、有机肥等企业参与垃圾资源化利用。

《意见》表示，计量收费的制度设计，对推进垃圾分类，促进资源节约、环境保护、改善人民群众生活环境具有积极的意义。

在探索建立农村垃圾处理收费制度上，《意见》要求在已实行垃圾处理制度的农村地区，建立农村垃圾处理收费制度，综合考虑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农户承受能力、垃圾处理成本等因素，合理确定收费标准，促进乡村环境改善。 

此前“扔多扔少都一样”，

居民缺乏足够的垃圾减量动力

2002年，中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下发《关于实行城市生活垃圾处理收费制度，促进垃圾处理产业化的通知》，国内就全面开征了垃圾处理费。目前中国有300多个城市对生活垃圾处理实施了收费制度。十几年来国内城市的垃圾收费，基本采用费用固定、按户计征的模式。

由于不论具体垃圾排放量、扔多扔少都一样的收费模式，居民缺乏足够的垃圾减量动力。另一方面，垃圾的排放量有每年递增的趋势，但定额收费的费率不变，缴纳的垃圾处理费用将难以弥补垃圾处理的成本。

清扫、收集、运输和处理上，政府实际承担了所有费用，因此居民在前端的垃圾分类上缺乏主动性。人民日报曾刊文，中国居民垃圾分类知晓度高达90%，但能够参与并比较准确完成分类的人群只占总数的20%左右。

另外中国居民的厨余垃圾占生活垃圾比重较大。厨余垃圾含水率高、易腐烂发臭且热值低，不利于焚烧过程中污染物的控制。在许多城市，由于源头未分类，大量的厨余垃圾混入生活垃圾一同被填埋或焚烧，容易造成二次污染。

国际经验：

“减量化”为生活垃圾管理的首要原则

国际上，生活垃圾收费制度主要包括三种类型：税收方式、直接收费方式和附征于公用事业收费系统方式。

来源：澎湃新闻

税收方式通常以家庭为单位进行征收，以家庭人口数量确定税率范围，超过平均值就采用更高的税率。同时，给每个家庭一定范围的排放数量，超量排放垃圾征收收集税，所得的税收收入用于垃圾处理或环境美化。

直接收费方式主要是指政府对污染群体或者社会居民直接收取生活垃圾费以减少垃圾的产生量并鼓励回收。征收的费用于现场操作、废物清理、维护处理设施以及废物运送等。

附征于公用事业收费系统方式主要是依附于水电煤以及天然气等公用事业，此类公共事业均为生活必需品，且与垃圾量有一定的联系。

从国际上来看，以“减量化”为生活垃圾管理的首要原则，计量收费是大势所趋。

腾讯 • 今日话题

不能绕开垃圾分类谈垃圾收费

很多发达国家在多年的垃圾管理经验中都充分认识到，垃圾末端处理的对策是被动的，只有对垃圾采取源头减量和有效的资源化利用，才是解决垃圾问题的关键所在。垃圾收费的重点并非收费，作为一种环境政策工具，只有和垃圾分类结合起来才能起到显著的作用。建立完善垃圾收费制度的国家无不是有效施行垃圾分类政策的国家。

垃圾分类在大陆被正式提出可追溯到年，建设部城市建设司确定北上广等八个城市为“生活垃圾分类收集试点城市”。但是直到年，住建部发布《生活垃圾处理技术指南》，在基本要求中指出，“应尽可能从源头避免和减少生活垃圾产生，对产生的生活垃圾应尽可能分类回收，实现源头减量。”“源头分类”这才被提出。

然而直到今天，对于源头垃圾分类，相关政策方案都缺乏可操作性的指导，在法律上更是一片空白，国内试点城市的垃圾分类工作并不顺利。据《人民日报》报道，中国首批8个城市试点垃圾分类收效甚微。而此次发改委的意见中也提出“对具备条件的居民用户，实行计量收费和差别化收费，加快推进垃圾分类”。

台湾垃圾回收示意图

为什么垃圾分类在中国进行地举步维艰？

第一个原因就是，给垃圾桶分颜色很容易，培养居民的分类意识却很难。尽管垃圾分类的宣传已经“铺天盖地”，但改变混合倾倒的意识依然任重道远。据复旦大学年的一项调研显示，上海市居民自觉参与垃圾分类的比例仅为24%左右。

第二个原因是，就算有居民很认真的将垃圾分好类，但是垃圾车却不管三七二十一，一车都给收走了。这也是很多垃圾分类试点城市的现状：分类投放搞得风风火火，在收运和处理环节却依旧“杂锦一锅饭”。而在中国台北市，有专门的垃圾车来收垃圾。每天在固定的时间，垃圾车都会沿着固定的线路收垃圾，行驶时会播放特定音乐提醒市民：可以拿着家里的垃圾来扔了。清洁人员会跟车检查垃圾有没有按要求分好类，确认无误了才可以丢上垃圾车。

第三个原因是，垃圾分类缺少操作指导，什么样的垃圾算是可回收、该怎样放，宣传是不到位的。相比之下，日本横滨市给每个市民发了长达27页的垃圾分类手册，有518项注意事项和条款。垃圾中转运输站等机构每年年初都会给责任区内的每一个家庭发放垃圾挂历，每天收运什么垃圾，在挂历上都有文字图案标明，一目了然。居民们每天只管按图行事，就轻松做到了科学分类回收。

日本新居浜市政府官方网站上的垃圾分类信息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大量存在的民间拾荒者已经将垃圾分类得很好了，并且也体现了源头减量，不必要再从居民这里做垃圾分类了。

这其实是对拾荒者作用的过分夸大。民间拾荒只关注有利可图的废弃物，消纳能力其实非常有限。像是从年开始，废纸板、废铁收购价一路狂跌，再加上居高不下的运输成本，回收商根本赚不到钱，很多以往抢手的废品根本没人要，不少地区都出现了新的“垃圾围城”现象。

另外一点就是，拾荒者难以对更大量的、干湿不分的生活垃圾难以进行有效的回收再利用，这部分垃圾才是真正困扰中国城乡垃圾管理的难题。垃圾未经分类的情况下，焚烧容易引起二次污染。垃圾焚烧产生二噁英有一个必要条件，就是含有氯元素。垃圾当中的含氯塑料制品和含盐分较多的厨余垃圾，正是产生二噁英的“罪魁祸首”。此外，若垃圾含水量过高，缺乏辅助措施的情况下，焚烧炉烟气难以维持在不产生二噁英所要求的820℃以上高温条件。

对垃圾付费制度的一个可能的“中国式智慧”是偷偷将垃圾倒到别人那、单位里或公共场所。这一点可以借鉴“台北经验”，台北在开展此项制度前，对试点以及邻近地区的垃圾产生量、资源回收量都进行了预先统计和监测，以观察按袋计量对减量和分类的效果。在制度开展时则派出大量义工在垃圾收集点站岗协助劝导，同时出动大批环保稽查人员严查弃置与未使用专用袋者，对违法者予以罚款，并鼓励民众主动检举环境污染违规行为。